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国家高新区“十四五”发展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总书记这一战略性判断是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历史性判断，是我们思考国家高新区如何布局“十四五”的战略性前提。

国家高新区始创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源于中科院专家调研美国硅谷地区后敏锐地认识到，在智力密集区建立科技园区是发展高科技和增强科技植入经济能力的有效手段。这一思想促发了国家高新区的诞生。放大一点讲，国家高新区是世界经济尤其20世纪50年代从美国硅谷地区发起的以硅材料、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物。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和谋划“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笔者从研究学习“世界正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发，深入思考大变局的根本、大变局的逻辑和大变局的影响，结合对国家高新区发展长期的调研认知，提出国家高新区“十四五”发展的基本判断和新的时代要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前瞻技术突破与高新区诞生

一百年，从时间看，是从20世纪开始到21世纪初。如果遴选自1900年以来世界上发生的最重要事件，多数人会选择“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让世界各国尤其是世界大国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影响至今。科技竞争的背后是国家间的角力。纵观历史，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先后崛起的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大国，无不以强大的科技创新作为支撑。一百年来，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价，产生的核科学技术让世界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惨烈战争；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背景，通过军事斗争间接推动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信息技术衍生出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笔者看来，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

为什么要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前瞻技术”？邓小平同志提出，国家高新区就是要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国家高新区学习的对象是美国硅谷，美国硅谷来源于1951年成立的斯坦福大学园。

斯坦福大学为美国硅谷培养了众多高科技公司的领导者，包括惠普、谷歌、雅虎、罗技、Snapchat、美国艺电公司、太阳微系统、NVIDIA、思科及LinkedIn等企业的创办人，而这些公司成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信息产业发展的杰出代表，其技术根源在于斯坦福大学前瞻技术的研发和积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斯坦福大学共产生了60位诺贝尔奖得主。此外，共有20位斯坦福大学校友或教授获得图灵奖（计算机界最高奖）、7位斯坦福大学教授获得过菲尔兹奖（数学界最高奖）。这些全球领先的科学家是前瞻技术产生的根本，也是美国硅谷成功背后的秘密。

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蕴含着三大变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逻辑起点是中国在当前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初步进入国际分工引领者行列。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30%左右。未来，中国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其战略布局有赖于对世界格局作出正确判断。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判断，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曾作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1989-2000年）、中国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2001-2016年）论断的继承与发展。当前的判断和平发展中强调的是变化和挑战，过去的判断强调的是和平与机会。面对新的挑战。笔者认为，有三大变革或挑战与国家高新区息息相关。

第一，第四次工业革命进入加速期，直接导致全球产业竞争的白热化。从机械化革命到电气化革命再到信息化革命，前三次工业革命都将人类社会带入了新时代，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革命）将以人工智能、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新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组织形态、国家治理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其影响前所未有。对中国而言，在前几轮革命中基本处于边缘化位置，后期也仅是参与者而已。而在最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中国则是潜在的领导者之一。

第二，全球化发展进入逆势深化阶段，国际组织和规则面临新的变革。半个世纪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扩大本国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主导形成。在此过程中，部分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国内失去就业岗位的社会群体不能及时得到本国政策的扶持，再加上欧美国家近些年再现民粹主义思想，导致反全球化声音有抬头趋势。然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会变，但规则会变，中国要适应这种变化。

第三，“十四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第一个五年，社会需求迎新变化。科技部火炬中心与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联合编写的《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9）》显示，2018年国家高新区企业从业人员平均薪酬为13.7万元/年，同比增长12%，是全国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6018元/年）的2.1倍。“十四五”期间，国家高新区有必要率先制定国家富裕生活的基本标准和高级别标准。同时，未来5年，“90后”逐渐成为工作骨干。作为互联网一代，“90后”更具有网络时代的烙印，更愿意追求个性化的东西，他们的价值观将会伴随着全社会构建富裕生活的过程中表现出更多新的特征。

国家高新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研判

国家高新区伴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战略方针而产生。2019年，16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加总达到12.2万亿元，相当于全国的12.3%，成为中国经济尤其是创新经济的重要支撑。

笔者引用《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9）》的相关观点，作为当下认识国家高新区的基本判断。

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总指数由2010年的100点提升到2018年的282.6，年均增长22.8个百分点，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国家高新区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67213家，约占全国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37%。如果把国家高新区作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代表，至少可以说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引领着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8年，国家高新区科技研发（R&D）人员全时当量达到177.2万人年，占全国全部R&D人员全时当量（438.1万人年）的40.4%；国家高新区企业科技研发（R&D）经费内部支出与园区生产总值（GDP）比例为6.7%，是全国R&D经费支出与GDP比例（2.2%）的3倍。2018年，国家高新区企业申请、授权、拥有发明专利数分别达到36.2万件、14.3万件、73.1万件，增速均在20%以上，其中国家高新区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占全国境内外有效发明专利量（236.6万件）的30.9%。伴随着不断加大的创新投入、创新要素聚集和创新主体培育，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引擎和主力军。

2018年，国家高新区实际利用外资达3362.6亿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8856亿元）的比重达到38.0%。其中，企业海外上市融资达到898.8亿元，同比增长74.4%。内资控股企业设立境外研发机构数量达到947家，同比增长23.3%；企业当年委托境外研发支出达到104.6亿元，同比增长6.8%；企业中外籍常驻人员达到7.3万人；企业中海外留学归国人员达到16.3万人，同比增长20.9%。面向更高层次的开放，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再度加速，正成为我国全面参与全球创新竞争的主阵地。

2018年，国家高新区高技术服务业企业44457家，同比增长19.3%，高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增速为11.4%，高技术服务业的企业数量和从业人员规模增速均是高技术制造业的近3倍。国家高新区劳动生产率为34.8万元/人，是全国全员劳动生产率（10.7万元/人）的3.3倍。尽管近年来国家高新区的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高技术服务业也在加快发展，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明显。2018年，国家高新区工业增加值率仅为21.9%，人均工业增加值仅为34.8万元。工业增加值率（发达国家为28%-35%）和人均工业增加值相比发达国家均差距较大。2018年，国家高新区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例仅为13.1%。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与高技术服务业相对应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占该国GDP的比例基本在50%以上，这反映了国家高新区与发达国家在产业价值环节还有一定差距。国家高新区产业转型升级有待加强，产业总体的高质量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十四五”（2021-2025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局部，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沧海一粟。然而对中国而言，意义重大，因为这是自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中国经济“三步走”战略第三步的开始，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时段，是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开始。国家高新区布局“十四五”必须要抢抓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进一步增强中国自主可控高科技产业发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以提升高科技企业全球竞争力需求来带动深化改革，进而提升园区与全球的联合治理能力；必须要紧扣新时代社会发展新的矛盾，全方面、深层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国家高新区“十四五”要抢抓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先手棋

当前，全球各国政府尤其具备一定经济实力或潜力的国家政府无不想方设法举全国之力抢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

国家高新区自诞生以来，通过一代代高新人的拼搏和奋斗，加速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全球第一个U盘，中国第一台超级计算机、第一根光纤、第一个光传输系统、第一个即时通讯软件、第一部国产手机、第一款中文搜索引擎、第一枚人工智能芯片、第一个量子通信卫星等均诞生在国家高新区。

经过30多年发展，国家高新区初步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集群。中关村科技园区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特色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深圳高新区的通信产业具有全球影响力，4G、5G技术走在世界前沿；上海张江高新区形成了国内最为完善、技术水平最高的集成电路设计研发和产业链；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光纤光缆产量全球第一，光器件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杭州高新区数字安防、网络信息产业处于国际前列。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策源地和主战场。

“十四五”是以5G、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发展非常关键的五年，甚至直接影响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和执行效果。近半年来，国家密集出台《国务院关于同意在雄安新区等46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第三批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国家级新区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促进创新、新兴产业、区域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政策举措。顺应国家政策趋势，国家高新区“十四五”期间要充分发挥30多年来积累的新兴产业发展优势，凝神聚力，抢抓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的先机。

第一，积极加入以新型举国体制助力重大科技创新行动，强化国家使命感。围绕发动机、芯片、工业软件平台等重大关键技术创新和科学原理问题，国家高新区要进一步强化“国家使命感”，通过构建或参与共建国家实验室，加入国家前瞻技术的研发，通过与国家科研机构联合共建、参与类似工信部制造业创新中心、鼓励企业联合参加国家重大攻关项目等方式，积极加入以新型举国体制助力重大科技创新行动，以此整体提升我国科技产业全球化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

第二，抢抓国家布局“新基建”的发展机遇，建设和优化新经济发展场景。从5G基站建设、5G局部功能试点、无人驾驶试点、无人机物流配送、工业机器人应用、中文信息处理、动态监控、生物特征识别等领域出发，一方面积极争取国家布局的“新基建”项目，另一方面联合生产企业、社会组织、产业基金等联合构建新经济发展需求的新场景。

第三，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打造新时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升级版。双创升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利于发挥举国创新之智慧的新举措。在2020年中央财政赤字大概率突破3%的基础上，既要减费降税辅助中小企业度过“生死关”，还要面向长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打造平台经济、特色载体、新兴研发机构等资源聚合性双创载体，精准服务于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进一步激发新经济的巨大潜能，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第四，发挥税收和金融杠杆，发展一批高技术产业领域民营高科技大企业。民营性质的面向高科技产业领域且经济规模或市值过千亿元的大企业，是衡量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志，也是判断社会资源有多大意愿投向民营企业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标志。随着科创板的开通、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的深入，有必要进一步发挥税收和金融的杠杆作用，引导更多、更广的社会资源投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全过程，快速培养一批过千亿元的民营科技大企业，促进中国科技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全和稳定。

第五，技术创新、技能传承和商业创新并重，不拘一格探索现代产业体系。新一代工业革命蕴含着不同周期阶段的新兴业态。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需要技术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而传统制造业、纺织业等既需要新技术植入也需要新技能、新兴的工匠精神的传承，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社区经济、平台经济深入社会各领域和阶层，研发、生产、销售与社交、大数据交换、工业流程再造相融合，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云医院、网络直播等一批新业态蓬勃发展，国家高新区要不拘一格地探索现代产业体系差异化发展的新模式和新路径。

国家高新区“十四五”要面向全球开启改革与治理的新探索

笔者在《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曾经提出，2010-2015年是中国经济由“开放，适应全球格局”迈向“走出去，改变全球格局”的转折期。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的原因有三点。第一，2010年，中国GDP为58786亿美元，超过日本GDP的54742亿美元，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终结了日本40多年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奇迹”。第二，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首次超过利用外资规模，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第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即“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推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中巴经济走廊等一系列重大举措。

如果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体现了中国经济体量的“大”，那么中国第一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则意味着中国开始进入“强”的轨道。“十四五”是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一个五年。四中全会提出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自195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主题。可见其意义的重要性。“十四五”是第一个考验我们国家如何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第一个完整的五年时间。

目前，国家高新区形成以苏州、无锡等高新区为代表的区政合一管理体制；以合肥、郑州、石家庄等高新区为代表的专一型市政府派出机构管理体制；以中关村、上海等高新区为代表的综合协调和服务型管理体制；以上海紫竹高新区为代表的公司化运营管理体制。

从中国迈向全球优化既定国际规则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两个角度考虑，笔者认为国家高新区在“十四五”期间应该在五个方面发力。

第一，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围绕资本、市场、创新等开展实效化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由公路、铁路、港口等基建投资，逐渐扩展到中国产品、技术、服务输出的新阶段。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区域文化差异比较大等因素，“一带一路”倡议在执行中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小的风险。因此，“十四五”期间国家高新区需要本着“务实、高效”的原则，在对外投资、出口、科技交流、合作建设等方面创新组织方式，争取获得一定实效化的成绩，增强社会信心。同时，发挥国家力量、地方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建设一批国际行业或协会组织，协助中国科技企业解决在国外投资和生产中遇到的有关安全、政策、人文等共性的社会问题。

第二，继续深化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强国家高新区联合治理能力和法制化建设。此处的“联合治理”不仅仅是指社区与社会事务管理，更多的是根据国家大政方针，自上而下开展的强调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联合支持创新创业、高新区高校或科研机构开展知识产权所有权改革、政府或事业机构人员与企业人员自由流动的机制创新、高新区管委会的法定机构改革等促进园区新经济发展的组织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在更高层面开展的制定国家高新区条例法、明确高新区的法律地位等法制化建设。

第三，鼓励开展问题导向的政策创新，探索试点全国融通创新示范区建设。“高”与“新”是国家高新区发展的特征。国家高新区需要针对高科技企业在实际运作中遇到的诸如全球众筹面临公司股东超过200人的公司制度限制、僵尸企业注销难、科技产品出口国际标准不统一、跨行业统计界定不清晰等问题，开展问题导向下的政策创新。跨部门、跨区域、跨领域实现融通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要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已经实施11年，未来何去何从？笔者建议，围绕大企业如何推动创业、社会资本如何加入双创、区块链深度融合、人才无障碍流动、各类母基金搭建、平台型组织建设、技术跨领域多维融合等方面，选择基础好、需求足的高新区，或者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率先开展全国融通创新示范区建设试点。

第四，继续探索有效的分类管理、组团管理，引导新升级国家高新区协同发展。作为国家高新区的主管部门，科技部火炬中心引导国家高新区发展的资源严重不足，与社会资源对接的职能严重受限。“十四五”期间，这些问题亟需解决。目前，科技部火炬中心按照世界一流园区、创新型科技园区、创新型特色园区、新升级园区对国家高新区实行分类指导，这也是“十二五”期间开启的工作。新时期，有必要探索围绕某一产业特色、经济功能等开展组团式发展，譬如围绕量子产业，引导合肥、济南、郑州、中关村等相关高新区开展组团发展，联合开展产业标准研究、引导企业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同时成立跨区域协作组织，分领域或分批加入举国体制携手攻克重大技术难题。北斗卫星、纳米产业、3D打印、大数据、网路安全、基因药物等领域，引导相关国家高新区开展组团式发展。

第五，试点人均/地均等要素集约式改革，引领中国特色高质量发展新范式。国家高新区普遍面临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有待提升的问题，“十四五”期间需要进一步加强资源要素利用效率的考核和引导。据了解，部分内容已经反映到国家高新区新一轮评价指标体系中，通过提高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以及水、电、气、煤等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从而引领国家高新区经济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新道路。

国家高新区“十四五”要服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十三五”期间，国家高新区的物理空间通过城区互动、乡镇托管、一区多园、飞地经济等方式实现拓展，城市功能配套完善的需求表现更加突出。物理空间的拓展带来城市化和环境、绿化水平持续提升。2018年，国家高新区问卷调查显示，在152家有效样本中有123家高新区出台了相关的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政策，样本高新区平均绿化覆盖率达到40%。

2018年，无锡高新区常住人口约有60万人，比2010年增长30%。人口的快速膨胀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提出刚性需求。2016年，新吴区挂牌成立，与无锡高新区实行“区政合一”管理体制，赋予无锡高新区相应的行政主体地位。发挥建制区优势，重构城市功能，优化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品质和城市管理水平。南昌高新区秉承“生态重于景观”的理念，将原来作为建设用地的艾溪湖周边土地因地制宜，还原自然生态，坚持原土护坡，缓处草坡入水，陡处生态绿格网保护，保留了面积达2600余亩的城市“绿肺”——艾溪湖湿地公园，并打造了13公里的城市绿道，让市民体验独具特色的城市旅行。类似无锡、南昌高新区，合肥高新区、郑州高新区、石家庄高新区等诸多国家高新区也通过产城融合整体规划、城市绿化一体化等手段，初步实现“产、城、人”融合发展，让高新区人拥有了更多幸福感。

“十四五”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开始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后第一个五年。这一社会矛盾的判定是对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重大突破。

“十四五”期间，国家高新区在继续做好产城融合等既有工作的基础上，针对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更加强烈和人民群众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面向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美好生活需求，有必要围绕五个方面增强园区企业主体和人民的幸福感。

第一，加快大数据的流转与改革试点，探索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智能化园区。自国务院2015年8月31日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到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将其作为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大数据因为其来源分散、数量巨大、格式多样需要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并与传统的金融、物流、媒体、制造业等相融合，产生一系列新媒体、新消费、新物流等新兴业态。“十四五”时期，国家高新区要结合自身产业基础或区域特点，继续加快大数据确权、流转与价值实现等改革试点，继续通过完善智能化政务服务、智能化社会配套、工厂智能化改造以及共享云服务、云平台和加快跨界的标准应用等工作，探索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智能化园区。

第二，完善园区的城市化公共配套功能，建设能留住高端人才的生态化园区。根据国家高新区新修订的评价指标体系，继续加快各类教育、医院、文化、娱乐、体育等城市化公共服务配套，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加强调与自然和谐共存，国家高新区要加快与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相结合，园区绿地率由当前全国平均30%的比例，到2025年争取提升到或超过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规定35%的标准，城市绿化覆盖率争取达到45%以上，在园区规划和建设中尽可能保持原始的自然生态功能。

第三，凝练园区的科技品牌或发展特色，建设不断产生新思想的创新型园区。为发挥科技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的优势，国家高新区要创造性、前瞻性地凝练具有自身特点的科技品牌，类似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产业、石家庄高新区的生物医药、苏州高新区的医疗器械、西安高新区的军民结合等科技品牌。对已初步形成科技品牌的国家高新区，要提高其全球影响力，包括但不限于加强关键技术突破、搭建全球科研平台、重视高端人才培养、建设全球性技术交流枢纽等。牢记国家高新区的科技本能，新升级高新区通过联合共建高校、引进分支机构、创建网络大学、建设具有育人功能的新兴研发机构等方式，尽快弥补高等教育或创新人才不足的短板。科技创新背后是思想的产生，高新区要勇于创造新概念、新原理、新思想、新模式等新文化，真正成为城市的大脑和思想的源泉，同时，要增强正能量的宣传，对外要讲好中国高新区故事。

第四，开展环保、生活等精细化管理试点，建设引领城市管理的现代化园区。规划要高远，管理要精细。随着城市垃圾分类开始落地执行，国家高新区要在城市环保管理、社区人口管理、街区边角管理、公共设施管理、人文礼貌引导等方面，推行精细化管理，发扬“锥子”精神，落实部门、人员、时间等责任，在管理标准、管理范围、管理责任上力求精细定位、精益求精，建设引领城市管理的现代化园区。

第五，试点提升园区建筑、道路等基础设施标准，建设应急管理引领型的示范园区。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国家高新区的应急管理带来不小挑战。未雨绸缪，国家高新区在城市各类道路、园区建筑、基础设施、室内装修等方面，适当提升标准，以高标准的市场需求带动园区城市高质量的管理。完善园区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手册，加强模拟培训，开展全员体验，把应急管理与生命等价看待，建设一批应急管理标准化、引领型的示范园区。

“十四五”是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五年，是中国能否引领新一轮以5G、人工智能等为代表数字革命的最关键五年，更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迈向建设五个现代化的第一个五年。希望169家国家高新区登高望远，进一步增强国家使命感，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创新工作方式，踏踏实实做好“高与新”两篇大文章，为中国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来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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